讥讽括囊，无咎无誉的腐儒（《非相》），公修而才的小儒（《儒效》）。

必须指出，良知实体化是对宋明儒学实体观的理论拓展，使传统意义上的作为道德意识的良知扩展至本体论，成为普遍而超越、超越而内在的本体存在。他怎么也弄不明白的是，作为客观实在的天理怎么可以突然变成了良知存在？若按此说，岂不将人心意识的良知抬到了天道、天德、天性、天理一般的高度，简直是成何等说话？这就从一个侧面可以反证：良知即天理无疑是将良知实体化了。

耿宁指出：对阳明而言，良知作为实体而构成所有心的事件、所有意向的基础，并且将这种‘本原意识（引者按，指良知）视为所有心理活动或意向的根本实在或实体（体）。根据记载，阳明又将上述现象称为只是知解上转，他采用佛教的一个典故，隐喻这类弊病犹如扑人逐块（语见《涅槃经》），其结果是：见块扑人，则得人矣，见块逐块，于块奚得哉？这就说明良知不是某种知解意义上的知识，即不是客观经验知识，而是必须通过反求诸己的切身工夫才能把握的德性之知——良知本己的真实存在（阳明称之为真己），故而绝不是知解可入的。天理之昭明灵觉，所谓良知也。综上所述，阳明学的良知首先是德性意义上的心性本体或道德主体，是从主体方面对事物、行为作出价值判断的道德能力。淳熙十五年，朱子与象山之间，围绕无极而太极问题发生了一场激辩，朱子再三强调若论无极二字，乃是周子灼见道体，进而对《易传》一阴一阳之谓道作了这样的诠释：正所以见一阴一阳虽属形器，然其所以一阴而一阳者，是乃道体之所为也，故语道体之至极，则谓之太极，语太极之流行，则谓之道。

这里，但恐学者得之容易便是阳明的一种深深忧虑，他所担忧的是，有些学者一听到究竟话头的良知学说，便将良知两字当作一种光景玩弄，却不知道阳明所提出的良知之说其实是经过一番切身的磨难和历练，是从千死百难中得来的一种生命体悟，绝非容易见得到此的究竟话头。如此等等，朱子有关实理实体的观念论述真可谓俯拾皆是、不一而足，旨在强调理为宇宙万物的终极实在。就解读方式而言，有公例主义解读方式科学主义的解读方式唯物主义解读方式实用主义解读方式等，显然，作为服务工具的中国哲学，属于实用主义的解读方式，即以人类实践需要为参照，发掘传统哲学中蕴含的解决之道。

其二，方法论的多元化与合理化。其二，为经济服务的面相。进入专题： 中国哲学 。60年代以后，学术研究完全突破学术性的界限，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

朱先生通过对于历代易学哲学流变的梳理指出，儒家的形上学建构，主要依靠于对《易传》中相关范畴的理解与诠释。长沙马王堆帛书《易传》的出土，为解决这一公案提供了契机。

具体地说，五大认知范式之间彼此独立，表现为五大范式各有其独立的内容规定性、不同的解释目标与结论。具体的形上学是对抽象形态的形上学以及后形上学的双重超越。郭店简的出土为我们重新评价早期儒道关系提供了重要资料。其四，为个体服务的面相。

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楚墓出土的竹简《老子》《太一生水》《缁衣》《五行》《性自命出》等文献。70年来，面对中国社会提出的诸多难题，面对人类遭遇的诸种困境，中国学者为解释、解决这些困境，对中国哲学展开了深入研究，发掘整理了可资借鉴的哲学智慧。其一，方法论政治化、教条化。孔门七十子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空白，虽然《礼记》中对七十子多有涉及，但因担心《礼记》为伪书，不敢轻信其中的言论。

直到1979年在太原举行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问题讨论会，才正式对套公式的教条化研究进行了全面的反思。仁学是贯穿儒学各期发展的一条主脉，陈来以仁为根底的哲学本体论的建构，立基于传统儒家学说的仁论以及现代新儒学的本体论思想，将古往今来之儒家学说发展为一新仁学的哲学体系，即通过对以往仁学发展的历史脉络的梳理，展示出一种系统的仁体论。

所谓中国哲学的本体形态，即中国哲学的根本内容或者中国哲学的本来面目与特质，李泽厚的实用理性与蒙培元的境界说是两种有代表性的观点。1957年的座谈会上，已经出现了要求从日丹诺夫对哲学史的教条主义定义中解放出来的声音。

其四，新哲学体系的建构。数字卦的发现，将重卦推到商周以前，文王重卦说就不能成立了，而重卦早于《周易》的秦简《归藏》的出土，显然印证了重卦不始于文王的说法。就中国哲学现代价值的类型言，有治理价值、管理学价值、生态学价值、生存论价值等。虽然从哲学层面上审视，和合学的体系仍然存在诸多问题，但从一种面向未来的文化战略的角度上看，和合学无疑是一前瞻性的理论尝试。石竣认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这是一个指导性纲领，但是不能简单化、庸俗化地对待这些原则，我们要学习的是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具体的问题只能从中国哲学的实际情况出发，这样才能使中国哲学史成为一门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科学。最后，出土易学文献与易学史的相关问题。

当时显然没有处理好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与其他研究方法之间的关系，这种情况一直到改革开放前后才有所改观。如汪毅认为，由于受教条主义的影响，我们过去只是简单地把苏联哲学史家整理西方哲学史的办法硬往中国哲学史上套，这反映了当时一部分学者探索能够揭示中国哲学自身特点的研究路径的要求，但是这种理性的声音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反而招致批判。

改革开放后，中国哲学逐渐从政治性回归学术性，不再将中国传统的思想资源简单地划成唯物、唯心两大阵营，并贴上阶级的标签，而是回归中国哲学自身的实际，探讨传统思想资源中为现代的政治实践所可能提供的智慧。对于传统文献，研究者不再采取或信或疑的简单立场，而是走上释与证的坦途。

其三，为人类服务的面相。随着郭店简、上博简的公布，才打消学界的疑心病。

上博简中更是存在大量有关七十子的佚籍，如《子羔》《颜渊》《曾子》《曾子立孝》等。20世纪70年代以降，一批批的简帛文献不断被发掘。20世纪的50~70年代，除了马克思主义方法外，所有研究方法都被排斥甚或遭到批判。现代管理的实践推动了西方的经济发展，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矛盾，但是西方现代管理是以工具理性为主导的，因而具有理性化、工具化、机械化以及功利性的局限。

现代工业社会对自然的攫取，使得生态问题成为威胁人类生存的头号杀手，显然，支撑工业文明背后的人类中心论，对此负有一定责任，而传统哲学的天人合一论、万物一体观、道法自然观等，被认为是人类对治理生态问题可资利用的思想资源。作为独立存在的哲学 所谓作为独立存在的哲学，是基于对中国哲学的诠释与创新的角度考察其研究状况。

蒙培元则从境界的角度把握中国哲学的特质，认为境界并不单纯是认识和概念问题，更重要的还有生命体验和实践的问题。作为思想传承的哲学 所谓作为思想传承的哲学，是基于出土文献的发掘与鉴别的角度考察其研究状况。

主要表现在：简帛《老子》的出土为探讨《老子》一书的发展与定型提供了可靠的材料。1957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举行了中国哲学史座谈会，会上对于中国哲学史的对象与范围、如何适当评价唯心主义以及如何继承中国哲学的遗产问题展开讨论。

就思想观念而言，有天人合一思想的现代价值、万物一体思想的现代价值、道法自然观念的现代价值、庄子技术批判思想的现代价值等。《中国佛教哲学要义》是方先生用现代语言表达佛教思想，用现代方法阐释佛教哲学的一次成功尝试。作者单位系南京大学哲学系。可以说，经由学者们70年持续地发掘与解释，传统哲学这座富矿源源不断地为人类进步事业输送着精神资源。

在《生生的传统》一书中，李承贵将理解中国传统哲学的实践概括为唯物认知范式、科学认知范式、人文认知范式、逻辑认知范式、自我认知范式等五大认知范式，并对五大认知之间的辩证关系进行辨析。面对西方哲学的挑战与回应中国社会实践的诉求，中国学者贯通古今、综合中西，尝试地提出了新的哲学理论与哲学学说。

随着传统价值的贬抑，现代人也被抛进虚无的深渊，承受着内心的焦虑与无意义感的煎熬，加上技术社会对于人性的扭曲与对心灵的斫伤，现代人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困境，而老子的道法自然观念、庄子的技术批判思想等被认为是对治现代人生存困境的良方。这些文献的出土为了解七十子尤其是重新认识思孟学派，提供了契机。

50年代的中国哲学研究虽然时常被政治运动打断，研究自身也有简单化、教条化的倾向，但是大体上还是学术性的研究。随着出土文献的逐渐问世，中国学者对出土文献进行了审慎的鉴别和细密的分析，评估了其在中国哲学写作与研究上学术价值。